张世秋教授：空气质量改善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日前，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26）正式实施。新标准对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等主要污染物浓度水平提出了更严格的限值要求，并采用分阶段推进的方式，为各地留出了缓冲和调整的空间。

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节点，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世秋接受了中国环境报记者的专访。长期从事环境经济、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张世秋深度参与了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政策研究支撑工作。回顾中国空气质量改善的历程，她反复强调一个基本判断：“早行动，早获益。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被实践反复验证的路径。”

治气过程需要共识、科学认知与长期政策支撑

有效的环境治理，离不开政治意愿与公众诉求的有机结合。张世秋认为，这是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能够持续推进的重要基础。“从‘大气十条’到‘蓝天保卫战’，再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国家的目标越来越清晰，决心也越来越明确。与此同时，公众对清洁空气的渴望也在不断增强。”她表示，这两种力量形成合力，真正推动了空气质量的快速改善。

决心之外，更需要科研的支撑。张世秋强调，中国制定空气质量管理策略，长期基于科学研究和证据。“不是凭主观判断，也不是个人偏好。比如会认真测算污染控制需要投入多少成本，能带来多大的健康效益，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都需要数据说话。”张世秋表示。

更为关键的是，政策信号必须保持长期和稳定。张世秋指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选择技术路线，都需要一个相对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政策信号清晰且持久，企业就会逐步将环保内化为自觉的行动，而不是由外部压力被动推着走。”在她看来，要达到这种“内在自觉”，不能只依靠行政手段，还需要更多基于行为激励、市场信号释放的柔性手段。“只有这样，环境保护才不再被视为负担，而成为各主体主动选择的发展路径。”

此外，空气质量改善的目标必须兼顾多重协同。张世秋表示，大气污染治理不是孤立的工作，它与健康保护、经济发展、气候变化应对等方面密切相关。“我们在制定目标时，需要同时考虑健康效益、产业转型、碳减排协同等多个维度。这是一种多目标的平衡，不能只盯着一个方向。”张世秋说。

加严标准可带来更显著的净效益

新标准已经开始实施。有人提出，中国空气质量已显著改善，为何还要加严标准？张世秋从三个层面作出回应。

首先，虽然空气质量改善明显，但距离保护公众健康的目标仍有差距。“当前的PM2.5浓度对健康的影响依然不可忽视，特别是对老人、儿童和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她说，空气质量改善没有终点。其次，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日益频繁，高温、静稳、沙尘等天气都会影响空气质量，如何协同应对大气污染与气候风险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第三，标准修订具有“杠杆”作用，能够撬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标准加严后，企业会主动寻求技术升级。这个过程会催生新的技术、新的产业，乃至新的经济增长点。”张世秋表示。

对此，张世秋和团队多年来的成本效益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持。“结论非常明确：越早提标，全区域都会受益。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带来的宏观经济效益，包括节省医疗开支、驱动产业升级等，显著高于治理成本。”她坦言，短期内部分行业和地方会经历必要的调整，比如企业需要改造设备、部分落后产能逐步退出，但从长期来看，经济账和健康账都是积极的。“这就好比健身，初期需要付出一定努力，但坚持下去，最终长远受益的是自身。”

新标准落地之后，如何确保走稳走实？张世秋着重强调了“动态调整”机制。“任何公共政策都不能制定之后就不闻不问。”她建议定期开展评估：不同地区实施效果如何？遇到了哪些困难？公众健康是否得到更好保护？哪些人群受益，哪些群体承压较重？如果某个城市提前达标，是否考虑将下一步的目标适当前移。“动态调整并非朝令夕改，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和科学认知，持续优化政策和路径。过去十几年的实践表明，实际推进速度往往快于预期。既然早行动早获益，就不应错过时机。”

与此同时，公平性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张世秋表示，“首先要厘清政策实施后谁是受益方、谁承担成本，进而判断这种成本分担是否合理。”以污染企业为例，如果企业不治理污染，实质上是将环境成本转嫁给周边居民和公共医疗体系，这是不公平的。因此，因此，由污染主体承担治理成本，是合理且必要的制度安排。

她建议，今后在制定环境政策时，除了评估成本和效益外，还应专门评估对收入分配和公平性的影响。“不能为了效率牺牲公平，也不能因为担心公平而不敢作为。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动态平衡。”

中国的蓝天经验：早行动、早获益

张世秋向记者进一步解释了“早行动，早获益”这一基本判断。“任何治理措施在短期内都会产生一定成本，但研究显示，经过必要的调整期之后，宏观经济效益与健康效益会越来越显著，且行动越早，获益越大。不能因短期挑战而错失最佳治理窗口期。”她说。

中国十多年来的大气治理实践，为其他面临空气污染问题的亚洲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张世秋认为，其中蕴含着共通的底层逻辑：政治意愿与公众诉求的结合、基于科学证据的决策行动、长期稳定的信号释放、多目标协同及早行动、早获益。此外，她还强调了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包括空气质量监测与数据公开、形成有效闭环的制度安排，以及形成合力多元治理等。

“大气治理没有一剂药方能治百病，需要政府、企业、公众、科研机构等多方共同参与，需要法律、经济、技术等多种手段组合发力。”张世秋表示，从中国行动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宝贵经验，值得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分享。

在张世秋看来，随着新标准的落地实施，后续还将开展持续的评估、调整和优化。“方向对了，步伐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把握，关键在于持续推进。”她相信，中国的空气质量将不断改善，而长期积累形成的实践经验，也将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更多可参考、可借鉴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