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维辉华夏时报
突如其来的一场雾霾,给原本乐观的“大气十条”中期评估敲响了警钟。
从11月7日开始,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持续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沈阳全市PM2.5均值一度达到1155微克/立方米,局地雾霾指数甚至突破1400微克/立方米,是国家安全标准35微克/立方米的40倍。
而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介绍,环保部正在委托组织第三方为2013年9月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大气十条”)进行中期评估,结果可能在明年两会前公布。
“此前,业界普遍对中期评估的结果比较乐观。”贺克斌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但这次雾霾“刺激”了大家的乐观情绪,“大气十条”提出的“2017年力争消除重污染天气”现在看起来还有一定的难度。
由悲到喜
2013年初的一场重度雾霾,让全国上下突然意识到了治理空气污染的紧迫性。当年6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亲自部署编制“大气十条”的任务,仅仅用了3个月,“大气十条”就正式出台了。
其中,提出了到2017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要分别下降25%、20%、15%左右,而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则要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力争再用五年或更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对此,很多业内专家都持悲观预判,贺克斌曾经预警称,即使全面落实现有的减排政策,到2017年京津冀地区依然难以完成PM2.5浓度比2012年下降25%的任务。而在2014年初的北京两会上,北京市长王安顺的表态也显得非常悲壮:“中央领导说,2017年实现不了空气治理就‘提头来见’。”
强压之下,“大气十条”的实施效果却超出了人们预期。11月16日,国际环保组织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发布《大气中国2015: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程》报告称,2014年与2013年相比,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五项污染物均实现了平均浓度下降,空气改善效果初显。
京津冀区域2014年的PM2.5年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了12%,幅度前所未有。贺克斌透露,有的市长甚至乐观地问他,“大气十条”的任务是不是两年就可以完成,第三年就能“抓经济”了?
成效大源自于力度大,贺克斌兼任着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他发现,河北省是由省长张庆伟直接主抓大气污染防治,出席联席会议的都是各个厅的一把手,会议现场直接布置任务。过了半年再开会,张庆伟会问各个厅上半年布置的任务完成情况如何,完成不好的当场就会批评。
国家层面也为“大气十条”配套出台了三大政策,有人戏称其为地方政府的“三座大山”,包括:明确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纳入官员绩效考核体系,环保部每月对空气质量最差和最优的城市进行排名,治理不利的城市政府则会被约谈,这“三座大山”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同时,宏观经济降速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同比2013年下降了2.9%,为本世纪以来的首降,这对减少污染无疑也是帮助巨大。
然而,近期在东北地区发生的重度雾霾却给人们的乐观情绪泼了一盆冷水。与统计数据相悖的是,此次雾霾是2014年辽宁全面实施新空气质量标准以来面积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污染最重的一次雾霾。
“从老百姓的感受来讲,‘大案要案’要灭掉,这次没有灭掉,值得反思。”贺克斌表示。
从“轰炸”到“巷战”
对于“大气十条”的任务,贺克斌将其形象地比作“摘桃子”,过去两年已经把“伸手就能摘到的桃子”都摘完了,未来就得“搬梯子”、“用钩子”才能摘得到。
以上海为例,2014年的PM2.5年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了16%,但今年前两月却不降反升,反弹了14.1%,这说明巩固工作同样不易。
目前问题比较突出的,是那些“传统上不管”的领域,例如,北京电厂的脱硫、脱硝、除尘都完成了,但四五环之间的城乡结合部仍有许多棚户区在使用散烧煤,单个体量小,但加起来排放也很厉害,与其相似的还有前段时间热议的秸秆焚烧问题。
“过去用空军、炮兵轰炸的做法已经不灵了,未来将要进入巷战。”贺克斌说,“要把那些小的燃烧点,分散的VOC排放点一个一个收拾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来,没那么简单了。”
此外,缺乏科学指导也是一大问题。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空气质量专家万微给记者讲述了一个例子,在做VOC治理时,需要给储气罐上面加一个顶,但有的化工企业说这样会爆炸,而环保部门则无言以对,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储备,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发生爆炸。
贺克斌表示,与雾霾形成有关的有三套数据,即:污染物浓度值、气象条件和排放源,气象局可以提供气象方面的数据,环境监测站可以提供污染物浓度值,但排放源数据目前大部分城市都是没有的。这就造成各地一遇到雾霾天气只能拿气象说事,因为排放源数据“说不清”。
“排放源是内因,气象条件是外因,对内因的掌握程度不全,就很难说找准了原因,做对了事情。”他说。
而目前建立起本地排放源清单的只有少数几个“做过大活动”的城市,包括举办过奥运会的北京,办过世博会的上海,还有广州、南京、深圳、成都等。北京与上海的源解析结果揭示,城市机动车污染、区域传输、燃煤是空气质量问题的三大症结,当地政府据此“对症下药”,做出了淘汰黄标车与老旧车辆、车辆排放标准与油品升级、控制燃煤消费总量、划定禁燃区、区域联防联控等对应措施。
除了以上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地方环保局官员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来自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压力其实是最大的困难。
关于此次东北雾霾的成因,有专家就曾经表示,是因为此前东北经济低迷,总理亲自视察,给地方官员带来了很大压力。导致他们开始对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加大投资,以拉动GDP,结果搞出如此严重的雾霾。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世秋表示,关于2017年能否完成“大气十条”的目标,这取决于我们愿意放弃什么样的经济增长,以及政府用在环境污染方面的治理力度到底有多大,这决定了2017年的目标能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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