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降低居民健康风险
2016年09月06日
Bjarne Pedersen
Fatih Birol
Carlos Dora
William Niebling
8月29日到9月2日，第九届更好的空气质量大会暨第十七届世界清洁空气大会在韩国釜山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城市清洁空气：观点与对策”。与会专家表示， 空气污染增加了人们的健康风险，从城市到国家乃至国际社会，急需在科学、技术、政策和实践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以迎接越来越严峻的压力与挑战。会议期间， 本报记者与相关专家进行了对话交流。
对话人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执行总监Bjarne Pedersen
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Fatih Birol
世界卫生组织公众健康与环境部博士Carlos Dora
美国环保局国际事务高级顾问William Niebling
采访人
本报记者刘蔚
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有哪些危害和影响？
■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环境健康风险。
中国环境报：由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组织的“更好的空气质量”在釜山召开，而中国“十三五”时期环保工作的核心就是“改善环境质量”。两者对于环境质量特别是空气质量改善问题的关注，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必然。对此，您怎么看？
Bjarne Pedersen：空气污染已经对人类、经济和环境造成了巨大损失，导致全球每年700万人过早死亡。空气污染是世界上最大的环境健康风险，也是第四大综 合健康风险。改善环境质量特别是空气质量，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鉴于全球空气污染危机的程度和规模，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势在必行。
中国环境报：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有哪些危害和影响？目前是否得到科学结论？
Carlos Dora：空气污染现在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环境健康风险，导致全球每年700万人过早死亡。这一数字相当于全球因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相加的死亡人 数的总和。其数量与烟草导致的死亡人数相近，但其危害明显大于烟草。因为老人和小孩很少抽烟，而空气污染却让所有年龄段的人都面临同样的健康风险。因此， 当前必须采取切实行动，减少空气污染，改善环境质量。
空气污染可能会导致心脏病、中风、癌症，以及慢性肺炎等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但目前多数地区对于空气污染却没有建立像其他非传染性疾病一样的预防和控制策略。目前，东南亚地区正在探索建立空气污染干预计划，以预防因此造成的非传染性疾病。这样的创新之举值得关注与借鉴。
Fatih Birol：空气污染导致人们过早死亡，能源问题难辞其咎。造成空气污染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能源的不当使用，燃烧排放的污染物导致很多人过早死亡。目前，全 球的能源产品中只有8%的燃烧是零排放，而其他超过一半数量的燃烧还没有利用有效的技术用于污染物的排放控制。
能源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每年有数百万吨与能源相关的污染物排放到大气当中，包括用生物质燃料做饭、汽车和卡 车的排放、工厂的排放、电厂和其他来源等。这不是一个依靠经济增长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能源结构的转型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中国环境报：在美国，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是否得到共识？空气污染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是否会影响地方政府决策？
William Niebling：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肯定会带来经济损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空气污染造成人们生病，工人就无法工作，孩子们也不能正常上学，相应地必然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
美国比较有用的办法就是制订了《清洁空气法案》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要求建设新的工厂必须考虑环境影响。美国在45年前也经历了污染环境损害健康的过程，洛 杉矶、芝加哥都是代表性城市。经过多年的污染治理和环境改善过程，政府和公众都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成本效益。当前，中国和美国都在关注经济增长，但同时也 一样不能忽视环境保护。
一方面，一个地方环境好了，就能够吸引人才。比如，一个高端的软件人才，决定其在哪个城市生活、到哪家公司就职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可能就是城市的空气质 量。适宜居住的城市，也能够吸引更多知名的大企业入驻。另一方面，严格的环境法律法规也促进了环保产业发展，推动了创新。比如，中国太阳能板制造已经在世 界处于领先地位，这也是加强环境标准推动环保产业发展的鲜活案例。
当前城市空气质量情况如何？
■全球3000个城市80%空气质量达不到世界卫生组织标准。
中国环境报：此次“更好的空气质量大会”聚焦城市空气质量。那么，当前城市空气质量情况如何？
Carlos Dora：世界卫生组织近日指出，很多亚洲城市的空气质量不仅没有改善甚至依然在变坏。因为一些地区仍在使用会产生很多污染物的木材、生物质和煤燃料用于 家庭烹饪，这些方式和10年前一样没有改变。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正在采取积极行动以改善空气质量，但同时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从全球范围来看，富裕地区的空气质量在不断改善。但同时，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城市，空气污染仍然呈上升趋势。全球3000个城市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显 示，80%的城市空气质量仍然达不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导则标准。总体来看，虽然一些区域有所改善，但全球城市空气污染水平上升了8%。
我们预计，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每年将增加6000万人，而增长数量最多的是空气污染较为严重的非洲和亚洲。由此可见，城市空气污染压力巨大，形势严峻。
中国环境报：今年夏天，中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出现过臭氧严重超标现象。一时间，对于臭氧超标问题的关注一度超过PM2.5。当前，改善城市空气质量越来越复杂。对此，您有何观点？
Bjarne Pedersen：之前对于大气污染的治理，是对单一的污染物进行削减。比如，汽油的无铅化、减少酸雨形成等，这些单一污染物的削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近 年来，大气主要污染物PM2.5和臭氧是复合污染物，其治理更复杂、更艰巨，需要科学、准确的基础研究以及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方案。
首先要对污染源进行科学、准确的分析，然后建立科学的政策预评估、跟踪评估和后评估的方法与体系，以帮助政府选择有效的措施，提高治理措施的精准性。当 前，改善空气质量的重点就是要减少交通领域的排放，特别是柴油车的排放。此外，对其他的排放源，如生活用能、工业和农业的排放控制也需要加强。
William Niebling： 臭氧的形成机制比较复杂。在不同的背景下，臭氧的形成可能由于不同类型的污染物产生的，包括VOCs、NOx等。通常的做法是，一要制订清晰的空气质量标准和排放标准。二要明确污染物来源。三要加强环境管理，包括使用排污许可证管理制度等。
在美国的空气污染治理历程中，臭氧污染与PM2.5相比一个突出特点是大范围传输。因此，区域化臭氧管控策略非常必要。在美国，区域性的臭氧污染治理采用 的是“好邻居项目”。一个州在引入新的污染源的时候需要考量对周边州的环境影响。目前，这种治理模式已覆盖到东部1/3的地区。
对于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有哪些建议？
■制定科学合理的环境政策，加强环境管理水平。
中国环境报：对于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您有哪些建议？
Carlos Dora：空气污染、健康和发展，三者关系越来越密切。大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已经成为全球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对于空气污染可能导致的健康风险，在 2015年世界卫生大会上已经得到了一致的证实和认可，并制订了具体的实施路线图。2015年，包括室内和室外空气污染死亡率、在家庭使用清洁燃料和技术 的人口比例等4个空气污染与健康相关联的指标被纳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为各个国家和城市采取行动控制空气污染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 通过实施城市空气质量健康优先理念，城市能够逐步改善环境质量，减少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花费，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寿命和幸福感。
治理空气污染给城市带来了新的机遇，可以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并促进可持续发展。为了使城市空气更清洁，达到世界卫生组织导则规定的空气质量标准，城市应该 选择可持续的发展路径。要在能源、交通、房屋和建筑节能管理等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推动建立起可持续的消费和行为。
Bjarne Pedersen：中国政府对于环境质量改善的态度是鲜明的，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下一步，建议加强环境管理水平，提高空气质量管理能力。
对此，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对中国城市提供了工业燃煤锅炉治理、VOCs控制等方面的培训，也会组织不同主题的区域城市清洁空气论坛，以提升这些城市的空气质量管理能力。
Fatih Birol：为了改善城市环境质量，首先，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能源政策。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推动新能源汽车的使用。同时，最大程度减少工业等污染物的 排放。其次，要加大处罚力度。通过实施有效的监测，对非法排污行为进行严惩以形成强大的威慑力。第三，促进能源高效利用，推动消费者使用清洁能源。
William Niebling：美国在空气污染治理的经验有3点值得分享：一是制定科学合理的环境政策，这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二是政府、企业、NGO，以及公众共同协作，这是环境政策得以有效执行的根本保障；三是信息公开是成功实施环境政策的关键。
我认为，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必须实行联防联控。不仅要关注固定源，移动源也不可忽视。考虑到传播效果，移动源要求必须使用清洁燃料。此外，为了不断改善空气 质量，还需要实施一定的保障措施推动相关工作。比如，关停污染严重的企业，就要提前考虑到企业工人的安置问题。建议提前进行工人的职业培训，给企业工人找 到工作出路。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空气污染治理的阻力。
文章来源：中国环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