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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大气污染防治分四阶段 未来VOCs治理是挑战

2022年05月25日

数据显示,我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PM2.5排放在2006年、2012年和2015年相继达峰。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氨的排放相较于其他大气污染物下降趋势不明显,是未来改善空气质量的重要方向


2013年至2019年,全国工业锅炉数量减少了25.8万台,为2013年锅炉总量的40%;减少中有部分为燃气锅炉替代传统燃煤锅炉,燃煤锅炉总量削减超过30万台。图:视觉中国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排放,我们认为已分别在2006年、2012年、2015年达峰,此后下降,到2020年分别下降了77%、32%和53%,与此同时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氨的排放还没有到下降趋势,这也是中国未来改善空气质量非常重要的方向”。5月24日,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大气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雷宇在亚洲清洁空气中心(CAA)举办的“亚洲清洁空气政策研讨与技术”线上交流会上表示。他认为,2013年至今,中国大气污染治理卓有成效,但未来仍面临协同减排温室气体和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的挑战。

雷宇介绍,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进程总体上分为四个阶段:1980年前后,大气污染集中表现为“烟粉尘”问题,与此相应主要进行工业污染防治,尤其是对烟囱排出的烟尘、粉尘进行直接治理;1990年代后半期,酸雨问题突出,大气治理提出“两控区”治理,即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2000年后,针对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导致酸雨的污染物进行总量控制;2010年后,大气呈多污染物的复合污染,PM2.5和臭氧等成为重要治理对象。


2013年起,国务院先后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多管齐下治理大气(详见财新周刊《大气十条保卫战:北京的天空是如何变蓝的》)。雷宇介绍,首先,通过能源结构调整,单位GDP能耗强度在“十三五”期间下降13.2%;煤炭消费占能耗比重由2015年的63.8%下降到2020年的56.8%,2013年后煤炭消费量基本持平;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占比从17.9%上升至24.3%。他表示,除能源品种之间的转换外,能源结构调整还包括使用部门的变化。以煤炭为例,虽然煤炭消费总量变化较小,但更多被用在电力和城市末端治理相对比较完备的部门,工业锅炉、民用散煤使用量大幅下降。2013年至2019年,全国工业锅炉数量减少了25.8万台,为2013年锅炉总量的40%;减少中有部分为燃气锅炉替代传统燃煤锅炉,燃煤锅炉总量削减超过30万台。

产业结构方面,雷宇称,虽然目前中国钢铁、水泥产量超全球一半,并呈持续上升态势,但经济增长更多由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机械制造等细分行业贡献。高能耗行业以新设备、新技术替换原有技术,2013年以来分别淘汰了3.4亿吨、3.9亿吨的钢铁和水泥产能,使得二者产量上升,但污染物排放量减少,“实现经济发展和污染控制的双赢”。交通方面,目前中国铁路和水运货运量分别为46亿吨、80亿吨;2020年前共推广339万辆的新能源车,2021年新增销量300多万,占同年全球销量51%;2013年至2020年,中国共淘汰2600万辆老旧机动车。

此外,大气污染治理还从燃煤电厂的超低排放改造、非电行业的其他工业深度污染治理、VOCs综合整治、工业锅炉更新、农村清洁能源替代、机动车污染防治、农业污染防治以及扬尘防治等8方面进行末端减排。

“从2013年以来我们系统地推进了多污染物的减排,使得大部分的污染物排放量持续下降。”雷宇同时指出,数据显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PM2.5排放在2006年、2012年和2015年相继达峰。VOCs和氨的排放相较于其他大气污染物下降趋势不明显,是未来改善空气质量的重要方向。

VOCs为挥发性有机物的总称,是PM2.5、臭氧等形成的重要前体物,种类、来源繁多,治理困难(详见财新周刊《臭氧污染治理困局》)。雷宇向财新表示,相较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VOCs排放分散,排放源更加多样化,“VOCs除了看得到的以外,其他大量从管线衔接的地方、各种面上出来,所以处理的技术方法和手段会更加多样化,每一项工作的减排效果会相对来说弱一点”。他称,生态环境部在2017年、2019年和2020年发布了三期治理工作方案,循序渐进地明确了VOCs治理的工作重点和需要关注的核心环节,以及治理方法。现阶段治理主要针对一些技术相对成熟、治理效果更加集中的环节,如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印刷、加油站、储油库等。“总体而言,VOCs治理初见成效,但是减排比例和其他几种污染物来比还有差距”。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研究所所长胡京南则表示,由于来源等因素导致的治理难度差异,期待VOCs治理的减排趋势像二氧化硫、一次颗粒物一样是不现实的。目前,VOCs治理从工业源、移动源和面源入手,工业方面,从石化、化工着手治理;移动源方面则从机动车,尤其是汽油车的燃油、蒸发、尾气排放等方面加强治理。他认为,VOCs治理已经开始进入正轨。

雷宇表示,中国未来的大气污染防治和气候变化应对仍面临挑战,应协同解决。他称,中国可能是全球碳减排任务最艰巨的国家,“双碳”目标意味着中国碳排放需要在30年内,从100亿吨的量级降至近零,“整个减排的体量和速度都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挑战非常大”。

其次,现阶段全国还有接近40%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2020年中国的PM2.5平均浓度与世界卫生组织(WHO)2021年最新指导值相比,仍高出6.6倍。另一方面,臭氧污染逐渐凸显,臭氧浓度超标的城市在“十三五”期间呈增加态势,污染和浓度水平也有所增长。雷宇称,PM2.5和臭氧的高浓度将导致较高的环境健康风险,数据显示,中国所有导致过早死亡的风险因素中,室外大气污染物的暴露位列第三,臭氧污染物暴露则约排在21位。

雷宇认为,未来一方面要实现温室气体的排放大幅下降,另一方面继续快速改善空气质量,需要协同推进碳中和和空气质量相关工作,使得它们互相之间实现正向反馈。他和团队研究发现,如果2060年实现碳中和,所采取的措施可带来80%的PM2.5和臭氧浓度下降。在此情境下,2060年中国PM2.5浓度将约为10微克每立方米,臭氧浓度约为100微克每立方米,接近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


来源:财新 杨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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