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讯！重点行业如何减排？亚洲清洁空气政策研讨与技术交流会上看看中国答案
作者：中环报见习记者江虹霖
来源：中国环境报
“在亚太地区，92%或者说40亿人，都会有因空气污染所引发的疾病。有研究表明，99%的最严重污染城市都集中在亚洲地区。”在5月24—26日召开的亚洲清洁空气政策研讨与技术交流会上，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环境专家Karma Yangzom表示，亚洲国家必须尽快采取行动遏制空气质量的恶化。
此次会议的主题为“传递中国经验与技术，支持亚洲国家改善空气质量”，由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主办。会议旨在将中国一些关键领域的节能减排经验与技术分享给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帮助其提升空气污染治理水平和气候变化应对能力。与会专家重点就电力、交通、农村温室气体排放、城市垃圾分类等领域的污染治理经验与技术应用进行分享与探讨。
科技支撑对推动空气质量快速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研究所所长胡京南表示，科技支撑对于推动空气质量快速改善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摸清楚了成因，对未来发展趋势和潜力进行准确的预测，同时开展会商研判，形成科学决策，强化监督落实执行，开展持续跟踪评估。
但是，有些城市的科研基础较为薄弱，应该如何发挥科技支撑的力量？“从最基础的做起，把家底先弄清楚，比如污染物都有什么，各自是什么样的情况。另外，要把主要的罪魁祸首找出来，到底哪个问题是最重要的，抓谁最有效。从领导决策来讲，要知道什么重要，值不值得决策，做完能产生多大效果，这些都有基础的可操作的技术方法。”南开大学教授冯银厂说。
2011—2020年中国电厂污染物减排90%，是靠加严标准实现的吗？
“政府在污染治理的措施方面可以大致分为行政命令型和经济激励型，单采取一种方法可能执行效果达不到预期。在中国电力行业大气污染治理进程中，很好地体现了这两种方法的结合，既有强制性的排放标准又有激励性的环保电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环保与低碳处副处长杨帆表示。
“还有一点是技术引进，一定要结合自己的情况进行创新，否则不可能满足中国日益趋严的环保技术要求。”华北电力大学教授王志轩表示。
随着燃煤发电量的增长，污染物的排放显著下降。在未来，中国电力行业进一步减少空气污染的贡献空间在哪里？王志轩认为，要充分考虑到低碳发展的要求，比如从前在脱硫脱硝时，并没有考虑到二氧化碳的问题，下一步要和二氧化碳控制的要求相结合。
杨帆认为，不一定要在电力行业大规模开展超低排放基础上，再进一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环境下，煤电功能定位也在发生变化，不仅仅是传统地提供电力电量的主体，更多是向电力系统提供灵活性参与调峰的作用。从边际治理成本角度和未来煤电定位的角度来看，非电领域污染物的排放，可能是下一步关注的重点。比如钢铁、水泥等行业的减排对环境治理的改善效果更大。“所以我认为在‘十四五’甚至更长的时间，电力行业环保工作主要是运行维护好现有的超低排放设施，保证达到超低限制排放。”
垃圾焚烧为什么会获得政策支持？
生活垃圾处理的方式，一般分为填埋、焚烧、好氧堆肥与厌氧发酵。“对于焚烧来说，它的技术标准、污染控制，包括政府如何监管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填埋来说，问题主要在于土地资源的占用，以及臭气的控制。对好氧堆肥来说，臭气控制是一大问题，肥料销路也得不到保证。对厌氧发酵来说，残渣的最终处置有一定的困难。”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垃圾发电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刘哲表示，“中国经过实践证明，人口密集的区域，垃圾焚烧是必然的方向，也是安全可靠的处理方式。”据了解，2020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2.34亿吨，焚烧处理量1.46亿吨，占比达62%。
刘哲表示，衡量垃圾处理的效果，主要是从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三个层面分析。目前的技术条件，无论哪种处理方式都可以达到无害化，而垃圾焚烧在减量化和资源化方面的优势明显。垃圾焚烧的减量化程度非常高，垃圾体积会减少90%，重量减少75%以上。资源化的程度也很高，有电和热等形式可进行利用。
刘哲认为，未来财税激励政策的变化、污染控制的日趋严格等都会给行业带来挑战。实行垃圾收费制度，保证足额、及时、专项的政府财政来源，显得尤为重要。
谈及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刘哲表示，到2025年底，中国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达到60%，满足地级以上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需求，垃圾焚烧处理能力也会进一步提高，达到约每日80万吨，处理能力占比约为65%。
秸秆综合利用要处理好政府、企业和农民三者的关系
农业农村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主体，中国的农业农村温室气体排放约占中国排放总量的15%。未利用的秸秆焚烧和自然堆放直接和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容小觑。
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研究院院长刘杰介绍，2017年，中国秸秆利用率约为81%，到2019年达到了86%。“中国主要是通过目标分解，落实到基层，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因地制宜制定地方政策，很好地推进了秸秆综合利用。”
“双碳”目标下，秸秆综合利用政策也在进行相应调整。刘杰建议，秸秆综合利用应着重以县为单元开始示范建设。要集中连片、整体推进，这样在资源可控的情况下可以发展规模产业。强调技术推广以及民众观念的教育引导，努力处理好政府、企业和农民三者的关系。“要在终端补贴，有机肥、用地、用电、终端产品等各个方面形成政策集成的关键发力点，这样才有利于政策的实施。”
因为秸秆综合利用带有很强的公益性，一方面要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政府担保的方式鼓励企业和农户利用金融机构的信贷投资，拓宽融资渠道。各级政府要把秸秆利用项目作为政策性低息贷款的支持方向，延长项目贷款期限。
不能一提起煤就说它不是清洁能源
“燃料是不是清洁，不是看它是叫‘煤’还是叫‘生物质’，而是看这个燃料有没有不清洁的成分和燃料的技术。煤听起来是污染的燃料，但它的种类非常多。有的煤原料里含有大量的硫、氟元素，但有的煤里硫、氟含量很低。通过洗煤和固硫等技术手段，把煤里的污染成分固定化或去除，然后再利用清洁的燃烧方式去燃烧煤，这样PM2.5、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会大大降低，降到国家标准以下。”北京化工大学生物质能源与环境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刘广青认为，洁净煤对中国、蒙古等一些大量需要供暖的国家来说，是非常好的燃料。
机动车污染减排必须建立天地车人的达标监管体系
“柴油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是目前氮氧化物排放的控制重点，汽油车是VOC减排的重点。”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研究员倪红认为，加强机动车污染减排制度体系建设，要从机动车污染治理的角度出发进行政府职能划分和管理制度的设计，一定要制定适用于本地区的排放标准、检测方法和达标规定，这些要求要能覆盖到实际使用的环境，并且要有高效率、易操作的特点。
倪红表示，必须建立天地车人的达标监管体系。信息化平台是目前发展的创新点，中国各地都建立了天地车人一体化体系，获取车辆全生命周期的核心数据。每个车从出生到使用过程中，它的运行情况、排放控制装置情况、所行走的路线、油品的使用情况，都被记录在案。通过这些数据，能精准识别关键污染问题，帮助地方环保部门采取精准的管理措施。
多污染物协同治理是未来五到十年的重点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大气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雷宇表示，目前中国仍有近40%的城市达不到空气质量标准。同时，臭氧污染和浓度水平呈现增长态势。从欧洲和美国的经验中可以看到，臭氧污染防治比PM2.5更难，所以在未来实现PM2.5和臭氧浓度的双降，将是极大挑战。
“通过研究，我们得到非常重要的结论，帮助实现碳中和的措施，可能对PM2.5和臭氧浓度的下降贡献率达到80%。在这样的设定下，中国PM2.5的浓度在2060年左右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臭氧浓度能够达到每立方米100微克左右的水平，基本接近WHO的指导值。”雷宇认为，接下来，中国一定要协同推进碳中和和空气质量相关工作，使两项工作之间实现正向反馈。
胡京南认为，大气污染与气候变化协同应对是长期的重点，而短期重点就是要通过氮氧化物和VOC协同控制，实现PM2.5和臭氧浓度的下降，多污染物协同治理将是未来五到十年的重点。
